警惕：这种小晶体，曾杀死世界首富

“凌晨两点，病人突然被剧痛惊醒。脱臼一般的疼痛先是从大脚趾袭来，然后在脚踝、小腿、关节之间游移不定。病人颤抖着，身体轻微发热。疼痛随着时间愈演愈烈，直到最后他连衣服的重量都难以承受，更别说一个人在房间里走动时产生的震动了。”

这段话出自托马斯 · 西登汉姆（Thomas Sydenham），他是英国的著名医生，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认识痛风的人。他罹患痛风 34 年，因此才有这样深入骨髓的体验。

晚年患上痛风的英国讽刺漫画家詹姆斯·吉尔雷笔下的“痛风”

时至今日，痛风已经成为全球普遍流行的疾病。2017 年中国痛风现状报告白皮书显示，中国痛风患者超过 8000 万人，痛风已成为中国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代谢类疾病。

痛风，富人阶级的标识

俗话说，痛风是富人的关节炎，风湿是穷人的关节炎。

以前人们往往认为，痛风和上流阶级奢靡生活方式有关，喜食大鱼大肉，日日觥筹交错，高嘌呤食物和酒精最容易导致高尿酸，继而引发痛风。

正因如此，痛风成为富人们炫耀攀比的“资本”。

1900 年《伦敦时报》的一篇评论中说：“感冒这名字听起来不错，但痛风似乎更能瞬间提高病人的社会地位。”

讽刺的是，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首富——科西莫 · 美第奇（Cosimo di Giovanni de' Medici）就死于痛风。

作者供图

画面中他双手关节变形，并且紧握在一起，似乎是在克制疼痛。

科西莫是个银行家，极其有钱，不但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非常重要的资助者，也是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。圣母百花大教堂就是他曾经出资建设的。

能花钱盖这样的教堂，科西莫的财力无人能及。

不过，有钱就能大块吃肉、大口喝酒，这对科西莫的痛风病来说，可不是好消息。在科西莫的晚年，因为痛风的折磨，他已经不能自己行走了，只能躺在床上，让别人抬着他穿过佛罗伦萨的大街小巷。

更可悲的是，他的两个儿子也好不到哪去。米兰的大使被科西莫接见时，发现这位美第奇家族的掌门人和他的两个儿子全躺在床上。痛风已经击垮了他们。1464 年，科西莫去世，他的接班人被称作“痛风的皮耶罗”，短短几年之后，皮耶罗也离开了人世。

痛风，政治角逐的棋子

痛风不仅摧毁了经济大亨的生命，甚至还影响了世界政治。

《美国联邦宪法》的通过就和痛风有关。

当时马萨诸塞州的州长约翰 · 汉考克（John Hancock）关于投票举棋不定，找了个痛风发作的借口在家里躺着。后来他被联邦党人和副总统诱惑，接受了一次“奇迹般”的治疗，竟从床上爬起来，投了关键性的一票。由此在 1788 年 1 月 9 日，美国 9 个州中有 5 个批准了《联邦宪法》，马萨诸塞州以微弱的一票帮助宪法批准通过。

除了约翰 · 汉考克之外，美国开国领袖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是痛风患者。据报道，富兰克林饱受痛风折磨，最后严重到需要犯人们抬着轿子把他送到宪法大会。

富兰克林逐渐意识到酗酒和痛风的关系，他对好友说：“你看，上帝显然打算让我们成为酒鬼。因为他在手臂上装了关节，让我们刚好能把一个玻璃杯送到嘴边。”

富兰克林还不忘把自己的感受写进日记，还自导自演了一段对话：

富兰克林：噢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，你竟让我承受这样残酷的苦难？

痛风：你大错特错！不仅暴饮暴食，还如此懒惰。

有人推测，这些伟大人物们关系如此密切，正因为他们“同病相怜”，都是痛风患者。

“魅影显现”

痛风不单单是商业大佬、政治人物们谈论的话题。它作为一种严重的疾病，更是吸引了无数科学家来探索。

1679 年，显微镜的发明家列文虎克在信中写下了这段话：

“之前我以为痛风石里面不过是一些液滴，但当我把切片放在显微镜下时，惊讶地发现之前的观点是错误的。痛风石里有长长的，透明的小粒子，很多两角尖尖，只有几毫米长。”

列文虎克看到的小晶体，是人们对痛风认识的真正突破。

图源：http://wbannetwork.com

痛风石结晶 白色针状物沉积

（图源：http://weillcornelldermpath.com）

1776 年，瑞典化学家卡尔 · 舍勒（Karl William Scheler）觉得尿液里的结石挺好玩，于是着手对它进行研究。他在其中发现了一种有机酸，起名叫石酸。

20 多年后法国化学家发现，不仅结石里有石酸，尿液中也存在这种物质，于是改名叫尿酸（Uric acid）。

而且在同一时期，英国医生也有新突破，他们发现痛风石里的成分就是尿酸。

后来医生们终于确定，痛风和尿酸有关系。

19 世纪中叶，英国医生阿尔弗雷德·加罗德（Alfred B. Garrod）开始测定痛风患者的血尿酸浓度。他提出，痛风的病因有两个：一个是肾脏排泄功能出了问题，另一个就是尿酸生成太多。现在看来，他的判断十分准确。

任何溶质在溶液里都有一定的溶解度。尿酸也是如此。当血中的尿酸浓度升高，或者体内环境的酸碱发生变化时，过饱和的尿酸会析出成为尿酸结晶。这些结晶沉积在关节及各种软组织中，就可能造成损害，导致关节疼痛。

但是发现病因和改变诊断、治疗还有很大差距。19～20 世纪交接的时候，痛风的诊断依旧很混乱，各个国家的诊断标准非常不统一。

比如在 1889～1903 年，麻省总医院的 1033 名病人里，只有 9 个人被诊断为痛风，比例为 0.87%；而在 1896-1900 年，英国德文郡皇家医院的 14224 名病人里，诊断出 344 例痛风，比例是 2.4%。这并不能说明英国的痛风发病率高，只能说当时的诊断主观因素太大。

好在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。1912 年，哈佛大学的奥托·福林（Otto Folin）发现了监测尿酸的比色技术。到了 1953 年，随着尿酸酶技术的出现，科学家终于发现了测定尿酸盐的办法。此时医生们终于有了诊断痛风的法宝。

既然知道了尿酸是痛风的罪魁祸首，那么对付痛风需要以预防为主，也就是要降低血液里的尿酸水平。

这需要饮食和药物双管齐下。饮食控制意味着要告别无数好吃的东西，如动物肝脏和海鲜等高嘌呤食物。至于预防痛风的药物，原理很简单，只要能增加肾脏对尿酸的代谢，就能预防痛风。

聪明的大脑化腐朽为神奇

在治疗痛风的众多药物里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秋水仙碱（colchicine）。它是从秋水仙这种植物里提取出来的，但有剧毒。

刚开始，科学家用秋水仙碱影响细胞的有丝分裂，直到一位中国女医生出现，秋水仙碱等一系列药物治疗痛风的价值才真正被发掘出来。

郁采蘩教授

这位值得纪念的女医生是郁采蘩教授（1911～2007），她是北京协和医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内科总住院医生。

虽然在今天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，但是在当时，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。而郁采蘩靠着自己的才干，折服了当时的著名内科学教授斯乃博（Isidore Snapper）。

1961 年，郁采蘩和戈特曼教授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，证明了这秋水仙碱的治疗效果。

不光是秋水仙素这一种药，丙磺舒、别嘌呤醇的临床研究里，也全都离不开郁采蘩的贡献。

在郁采蘩和众多同道的努力之下，美国西奈山医院成为了世界最著名的痛风研究中心，而郁采蘩也成了西奈山医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教授。

1988 年，有传言说郁采蘩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提名，却不幸失之交臂。但郁采蘩对于痛风的贡献，却时刻影响着我们的医疗实践。

两千年前，希腊医生对他的病人说：“没有什么疾病比痛风更痛，连铁螺丝、绞索和匕首带来的伤痛都不如它，烈火灼烧也不如。”

纵观历史，痛风一面刺激着人的肉体，让它痛不欲生，一面拷打着人性，让虚荣、诡辩和狡诈原形毕现。

但它也软弱地臣服于人类的智慧。时至今日，痛风依旧无法治愈，人类磨刀霍霍，终将给病魔沉重的一击。